【周末读史】《江姐》创作和公演的回忆

▲ 民族歌剧《江姐》

上世纪60年代，我任空政文工团副团长。记得《江姐》公演之后，马上引起轰动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观看。《江姐》主题歌《红梅赞》和《绣红旗》等唱段，在当时风靡全国，差不多所有中国人都会唱。据说，周总理非常喜欢《红梅赞》这首歌，还经常在开大会时带领大家合唱。作为《江姐》创作和公演的亲历者，我为之感到骄傲。

一、“偶然”的创作经历

空政歌舞团剧作家、词作家阎肃创作歌剧《江姐》多少有些偶然。1962年，阎肃写了一个剧本《刘四姐》，得到领导的表扬，群众的赞许，连同音乐创作，得了300元稿费，便和同事们来到北京东来顺吃涮羊肉。席间，一位朋友打趣说：“今天咱们吃了《刘四姐》，咱们可不能白吃这涮羊肉！应该再搞一个歌剧。”“是啊，不搞创作也对不起放羊的呀！”“对，再搞个刘四姐之类的戏！”你一言我一语谈论得很起劲，阎肃猛然一醒：“我刚看过《红岩》，里面有个江姐，排出来是一出好戏！我正在琢磨……”说干就干，阎肃很快就开始了歌剧《江姐》的创作。

阎肃个人经历很丰富，生活素材也很多，对创作《江姐》提供了很大帮助。早年他曾随家逃往重庆，长期生活在四川并参加过学生运动，四川的乡土风情、国民党的残暴统治、地下党员的英勇斗争对他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了。解放后他又在农村参加土改和清匪反霸，歌乐山、渣滓洞都多次去过，对中美合作所更是愤恨之极。阎肃带着小说《红岩》，利用他的探亲假，1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初稿。“几度墨汁干，木凳欲坐穿。望水想川江，梦里登红岩”就是阎肃创作歌剧《江姐》的真实写照。在空政领导的支持下，阎肃怀揣剧本，和编导人员几下四川，多次采访小说《红岩》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，并与江姐原型江竹筠烈士的20多名亲属和战友座谈。经数十稿修改，形成了七场大型歌剧《江姐》的剧本。

《江姐》的音乐创作是由羊鸣、姜春阳、金砂负责完成的。他们三人最初加班加点完成的音乐作品，拿到大会上讨论，大家不满意，认为既不像川剧也不像民歌，全部否定。经过反思后，羊鸣意识到：《江姐》的故事固然发生在四川，但此事件是全国性的，影响波及很广，我国音乐格调丰富多彩，各地都有其特点，要想使《江姐》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，要搞好《江姐》的音乐创作，必须到各地采访学习，向地方戏学习，向民间学习……几位作曲家东奔西走，呕心沥血，先后到达浙江、上海、河北等地，并三次入川，学习了河北梆子、川剧、越剧、评剧、民歌等艺术形式，充实创作思路。在创作过程中，他们注意把民族风格、民族语言的抑扬顿挫和表现乡土风情的韵律结合起来，融合自己的音乐素养，多次推敲、反复琢磨，不厌其烦地修改，最终圆满完成了《江姐》的音乐创作任务。

《江姐》首先是在空军内部演出的，并得到了领导机关和部队的赞扬，这也促使我们想投入社会，进行公演，当时团长、政委都不在家，我在主持团里的工作，自然是我去请示了。空政王静敏副主任知道我的来意后，沉思了片刻说：“你能保证主题歌流行全国吗？”保证主题歌流行全国？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呀？要说“不能保证”，公演还能请示下来吗？要说“能保证？”万一失败……犹豫了片刻，凭我的经验，觉得这么好的歌剧，如此动听的音乐，确实为数不多。想到这里，我坚定回答：“能保证，要是主题歌流行不了全国，撤我的职！”1964年9月4日，歌剧《江姐》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，一时观者如潮，第一天就座无虚席。

二、总理、主席“突袭”观看

公演的第二天，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和夫人观看了演出。刘晓赞不绝口。事后，他告诉了周总理。9月6日，周总理和邓颖超没有通知空军，也没有带随行人员，晚饭后散步到儿童剧场，在售票窗口买了两张戏票。门厅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周总理，扭头就往里头跑。口中直嚷：“周总理来看演出来！”我们一听说总理来了，又惊又喜，忙跑出来迎接，请周总理和邓颖超在前排入座并陪着看演出。演出中间，总理聚精会神地看戏。随着音乐旋律，他的手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地打着拍子。当看到戏中蒋对章把口中的烟杆嘴在袖子上擦了一下递给沈养斋时，周总理和邓颖超都笑个不停。幕间休息时，我们的同志请周总理作指示，总理笑着把脸转向邓颖超说：“你就说说吧!”邓颖超高兴地对在场的人说：“你们演得很好，情节很感人，歌曲也很好听。这个戏很教育人。总理很满意，谢谢同志们。”话语虽然不多，但是我们很受鼓舞和鞭策，内心的激动也溢于言表，并下决心要把这场歌剧演得更好。时隔不久，又有一件让我们终身难忘的事情。

1964年10月12日晚，《江姐》剧组演出后，疲惫地回到了文工团驻地。当时空政文工团团长黄河、政委陆友正率领艺术团出国访问演出未归，我作为文工团副团长主持团里的工作。晚上，正准备休息时，值班干事匆忙地向我报告说：“毛主席明天要来看演出，地点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……”我感到事情重大，马上给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打电话，并报告司令员刘亚楼和政委吴法宪。又急忙叫起所有的有关人员开紧急会议，下达第二天的演出任务。

王静敏要求暂时对演员保密，并再三强调要“保证安全”。“保证安全”四个字，让我犯开了嘀咕。我记得饰演“江姐”的三个演员的亲属好像都有一点“问题”，那时候是讲成分、讲出身的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都很紧，弄不好要犯政治错误的。我赶紧召集有关人员来开会，详细布置和安排明天的演出任务，然后回来连夜查看相关演员的档案。不查则已，一查“问题”还真不少！毛主席明天看演出，临时换演员已经来不及了。三位江姐的饰演者各有所长、又各有不足。万馥香唱念做打基本功扎实、形体动作也好，缺点是后半场嫩了点，很难说得铿锵有力；蒋祖缋学过西洋唱法、嗓子好、底气足，缺点是没学过戏曲表演，对于如何演唱民族风格的歌剧缺乏学习和经验；郑惠荣学过歌剧，各方面比较全面，但相比前两位“江姐”的长处，又略显不足。三位“江姐”谁上谁不上，我不敢擅自做主，再一次打电话请示。王静敏考虑片刻，作出了决定：“万馥香演上半场，蒋祖缋演下半场。”

开演前一小时，空军保卫部长带领两名干事陪总政保卫部同志，检查我们演出的一切设备，询问我们安全保卫的情况。不久，空军领导陪同中央保卫局的领导干部，来检查我们的一切用具。提出我们天幕灯的电源线太陈旧，怕漏电失火，必须拆除旧线换新线。仓库里没有备份线，只好临时差人去买。此时离开幕还有十多分钟，中央领导朱德、贺龙、聂荣臻等已经陆续来到大厅，我急得直跺脚。突然，掌声大作，毛主席神采奕奕步入小礼堂，还频频向大家挥手。舞台上，大幕里的工作人员听到长久的掌声，知道是毛主席来了，纷纷跑到前台窥视，有的还违规拨开幕缝窥视，就在这时，新买的电源线也到了。大幕开了，鲜艳夺目的朝天门码头衬景在灯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眼，我悬在半空的心慢慢有了着落。

毛主席观看《江姐》时非常入戏，全神贯注。江青不时地在他耳边说些什么，毛主席无动于衷，看到警察局长和蒋对章那场戏高兴得开怀大笑，看到江姐被捕牺牲时，又非常动情地说：“江姐那么好的一个同志，为什么让她死了呢？实际上是我们胜利了嘛！”演出结束后，他在接见演职人员时说：“你们的歌剧打响了，可以走遍全国嘛。”他同时也指出：歌剧结尾的时候，解放大军开始入川了，所以，是不是不要让江姐就义。主席的浪漫主义情怀让他觉得美好的事物不应该被毁灭。但是，要改的话，可能全剧结束时，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会有所欠缺。剧组左右为难，因国务活动未能观看首演的刘少奇后来看了演出，大家征求他对结尾处理的意见，他沉吟着说了一句话：“革命悲剧，壮丽感人。”歌剧的结尾也就未做改动。

毛主席观看歌剧《江姐》的消息旋即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。发表消息的同时，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和我们合影的大照片。团里把这些照片洗印了很多张，分发给了团里的同志。同志们非常珍惜，我们知道《江姐》是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观看过的为数不多的一部歌剧。众所周知，那场演出的3天后，发生了两件大事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。伴随着两条震惊世界的消息，《江姐》在北京连续演出26场，场场爆满，各报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。不仅如此，越剧、昆曲等其他剧种的文艺团体也纷纷改编剧本，上演越剧版、昆曲版的《江姐》。公演不久，歌剧《江姐》就开始走出北京，在南京、上海公演，同样引起轰动，1964年11月至1965年2月，《江姐》在南京、上海连演三个月场场爆满，很多观众都是站着看的。为了买一张票，观众有时冒着大雨排队，大家争先恐后，竟然把剧场门窗玻璃都搞碎了，剧场经理以此为由要求我们加演了很多场，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，我们当然是尽力而为，上海一度还流行起江姐的发式和服装。在深圳公演时，也震动了香港，香港居民纷纷过境专门来看《江姐》，看后还要求面见演员，献花、签名、送纪念品，他们还买了很多《江姐》剧情的材料打算回去送给亲朋好友。《江姐》热逐渐传递到全国各地，《红梅赞》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，用“红梅香飘千里外，《江姐》牵动万家心”来形容《江姐》公演的影响再恰当不过了。

三、群策群力推精品

党和国家领导人，特别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观看演出，对空政文工团的同志们鼓舞极大。但是，我们感到压力很大，决心把《江姐》排演得更好，做到听赞美更能听批评建议，重演出更重修改提高。

《江姐》公演之后，我们文工团领导特地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简报组，采取不同方式，听取各种不同反映。演出时，他们分散在观众席里，听取观众反映；散场时，他们夹在人流里，同观众一道往外走，听议论，有时甚至与观众一起上公共汽车，跟到家门口。每次演出散场后，剧组演职人员都连夜整理出收集到的观众意见，然后逐条研究，能改的第二天就改。刘亚楼特别规定，这要成为以后演出中的一条制度，长期坚持。空政文工团对《江姐》演出中的批评意见，努力做到事不过夜，认真修改，不断提高。

《江姐》的剧本出来以后，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，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。例如，第一场兰洪顺有两句唱词：“粉身碎骨不退后，誓把敌人全杀光。”刘亚楼司令员指出，“不要‘全杀光’，全杀光不好，要改成‘消灭光’。”文工团按此，在唱词上改为：“粉身碎骨不退后，誓把敌人消灭光。”刘亚楼留苏期间，看过《天鹅湖》《卡门》等名剧，对西洋歌剧的套路颇为了解，也懂得民族唱法，所以他在《江姐》排练中提出了不少意见，非常有见地，而且经常能说到点子上。对此，剧组人员都服他。

《江姐》的修改不知有多少次了，连阎肃都认为差不多可以了，可有一天，刘亚楼对他说，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，《江姐》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。按照刘亚楼的意见，阎肃写了一段歌词：“行船长江上，哪怕风和浪……”刘亚楼看后不满意，认为这不太适合江姐这个人物角色，剧组上下也都跟着摇头。阎肃写了数稿，都未能通过。苦思冥想之后，他从衣兜里掏出一页稿纸，向司令员报告：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叫我写个关于梅花的歌词，我取名叫《红梅赞》，离《江姐》怕是远了点，您看能不能当主题歌？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，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：“红岩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……”听完，刘亚楼当即定下了《红梅赞》这首主题歌。

罗瑞卿副总理看了《江姐》之后，对《绣红旗》唱词提出修改意见：“热泪随着针线走，说不出是悲还是喜?”改为：“与其说是悲，不如说是喜。”创作组同志对这句歌词做了修改。改后，在歌词方面不但押韵上口，而且是更显文采。《江姐》的编剧阎肃对此都直叫绝。文工团政委曾主张去掉绣红旗一场，说悲悲切切，没什么意思。阎肃坚持，我支持阎肃，最后还是保留了绣红旗一场，至今绣红旗一场还在传唱。

《江姐》的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剧本在反复修改不断打磨中日趋完美，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。

时移势易。从1963年批判戏曲《李慧娘》开始，一场文艺界的批判风暴慢慢袭来，《江姐》也劫运难逃。《江姐》和当时很多优秀文艺作品一样，在经历了初演的辉煌后，面临被迫停演的命运。江青当时正在搞戏剧革命，舞台上的各种戏曲形式都要为样板戏让路，《江姐》也不例外。最初，我们也进行过抗争，并没有马上停止，仍在武汉继续公演，并准备上郑州、再去西安。这并不全是文工团敢“公然作对”，而是空军司令刘亚楼不让停演，他不服从江青的指挥，因为他了解观众的渴望，并一向重视文艺工作，始终把文艺工作队伍作为空军的一支部队来使用，我记得他曾说过：我一手抓文，一手抓武，每年能打下一架高空敌机，演出一台好戏，我的日子就好过一点了。后来，刘亚楼病重，吴法宪背着他将公演改为内部演出，公演几场就封箱了，而这一封就是13年。

（作者单位：空政文工团）

出处｜《北京党史》

编辑｜苏　静

责编｜武春霞　王宗志

编审｜胡振江　杜根军

往期推荐

觉得好看，请点这里↓↓↓